王炜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会长，研究员）：宝鸡斗鸡台墓葬的发掘是陕西省境内的第一次科学发掘，当时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除先周、先秦史迹的探索之外，还进行了其他区域的考古与工作探索，如对凤翔古城、宝鸡等地作了考古学调查，开了秦雍城考古的先河，在天水秦安的考古工作，启发了后来的早期秦文化探索。
对大散关的调查，开启了近代陕西古代关隘和古战场的考古调查，现在开展的古代栈道的调查等工作即是此类工作的延续。在斗鸡台以北20公里左右的汧水上游的老虎沟和宝鸡周围的新石器遗址的考古调查，虽不能说是区域考古调查的开始，但是这些调查是以水系为着眼点进行的考古。
他们的研究方法很先进，在斗鸡台考古中总结出了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学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他们开始了土质土色的描述，记录出土物的坐标，用全新的方法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出土物，可以说是类型学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实验。
另外，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文物属地管理的原则，可能也是受到他们当时实践的影响。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组成的陕西考古会条例中就说“发掘所得古物存于本会。”这和我们今天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内容是大体一致的。
陕西的公众考古可能也是由此开始的。1934年，经陕西省政府同意，将斗鸡台出土的文物在西安市粮道巷的陕西考古会陈列室向公众开放，吸引了当时西安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前来参观。
再一点就是工地安全，斗鸡台发掘尽可能订立规范的发掘规程，并且采用了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前辈学者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也需要我们学习和继承。我们建设陕西考古博物馆，这些内容应当在展览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以纪念这些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很多前辈的考古都是在陕西起步，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包括后来很多的学者，都是在陕西开始的。某种程度上来说，陕西的考古史也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缩影。
任周方（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局长）：宝鸡的考古工作肇始于八十年前的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对斗鸡台墓地的研究中，首次使用类型学开展研究，首先提出了先周和先秦文化的问题。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斗鸡台墓地的分期研究仍然有其学术价值。
在宝鸡的斗鸡台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四年半的时间，很多考古学先辈们都参加了这次发掘，也取得了一些非常重大的收获。所著《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对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仔细的分期和研究，可以说该报告首次运用了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发掘的实物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基础，而且报告当中还首次提出了先周和先秦文化的问题，成为多年来一直探索周文化和秦文化渊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同时还对当时发掘的周墓进行了合理的分期，并把战国时期的秦墓从周墓中区分了出来。这些研究的成功，对于我们之后的研究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对器物类型学的这种探讨，使我们认识到了宝鸡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周文化与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西戎文化的分立，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间段不同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相互影响，这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事实。在《瓦鬲的研究》中对具体细节的研究，让我们感受到对一个文化的观察，细部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把钥匙。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纪念宝鸡斗鸡台发掘八十周年，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意义，保护、挖掘和传承宝鸡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也是我们宝鸡文博界工作的一个大的动力。
徐桂纶（徐炳昶先生之子）：来参加这样一个会。主要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特别是想进一步了解我父亲的这一段经历。父亲在宝鸡斗鸡台主持考古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两个还都是学龄前的幼童，根本不懂。以后长大了，时事变迁，与父亲聚少离多，只有很短暂的时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在这很短暂的时间里，也没有听父亲再提到过这一段考古的事情。后来，在整理父亲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也就只一个名字——陕西宝鸡斗鸡台，知道父亲在这里进行过考古工作，其他具体的经历一无所知，完全是一片空白。直到前两年罗宏才教授给我们他所著的《陕西考古会史》的初稿，我们看了以后才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我们希望在会上听到各位专家发言，丰富这一段的知识。我父亲曾经参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的对中国大西北，主要是新疆地区的科学考察。那次考察和后来的斗鸡台发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我父亲来说，他本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转变成完全研究中国的古史，而且他研究中国古史的时候，又特别重视田野的发掘工作。这一点，他那次参加的科学考察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他后来在困难复杂的条件下坚持发掘斗鸡台是有渊源的，也是有间接的关系。
苏恺之（苏秉琦先生之子）：我父亲在六十年代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课题，好的导师，好的切入点。当时我不太理解，到了1994年又重新说了一次。这句话，现在按我的理解来说一下。
好的课题，就是说在研究一开始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一个好的起点。需要把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就是周和秦的问题，分别发掘的核心问题，这一课题现在看来并不过时。我们现在搞文明探源，就是搞史前的历史，就和我们现有的文字历史结合起来。去年上海考古论坛座谈会，外国人谈中国考古，也说中国考古有三个任务，第一书写中国历史；第二把历史向前推移，推到史前时代；第三建立中国学派。至今的思路起点很高，一脉相承，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过时，我觉得再过几十年也不会过时。
好的老师，就是指徐炳昶先生，我这里有几个例子。父亲跟着徐先生来宝鸡斗鸡台考古是第三次发掘，第三次发掘结束的时候是1937年5月份，6月份从西安回北京，这是跟着徐先生。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徐先生到昆明，父亲也跟到昆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很多人都出国，而国内是百废待兴，徐先生回了北京。父亲说，徐先生回北京，我也要回北京，资料都在北京呢，我要回去。从昆明回北京的时候，我的小妹妹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一直跟着徐先生，在昆明呆了八年，在这八年间，父亲和徐先生两个人有很多话可谈。我觉得父亲以后的成果和思想都是和八年间徐先生的指导和两个人一起讨论熏陶分不开的。
好的切入点，从当时的资料和以后很多研究工作证明，陕西宝鸡斗鸡台的成果对整个中国的文明起源探讨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方法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宝鸡斗鸡台的这些资料就没有最后的这些成果。所以，在去年上海考古论坛上，外国人也注意到，原来中国人也是有思想的。前几年，海峡两岸的一个考古座谈会提出了历史与考古的整合，和徐先生当时的思想是一贯的，所以这个思想是很新的，很先进的，一点都没有过时。
罗宏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陕西考古会史》作者）：由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合作组建了陕西考古会，张扶万和徐炳昶二位先生的合作促成了宝鸡斗鸡台的发掘。
斗鸡台的发掘，是陕西考古史上的骄傲，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当时，北平研究院在成立之后对自己院务的确定，是在全国考古一盘棋的情况下，在西阴村、城子崖、琉璃河之后，走向陕西，发展西部的一段艰苦的碰撞过程。他们用山东、河南的经验，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成立陕西考古会。有了这个会，使得考察、调查、发掘和整理才能顺利进行。谈到斗鸡台的发掘，不能不说陕西考古会，说到陕西考古会，不能不说两个重要的人物。这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张扶万先生，一个是徐炳昶先生。张扶万先生是前清的举人，康有为的弟子，能够和留法的徐炳昶先生碰撞。一个是传统的金石考古，一个是具现代意义的科学考古，通过一个活动，两位代表人物出现在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这两位重要人物。
传统考古发掘的成果主要通过考古报告和相关的信息刊布。但是现在的语境中，更多的是探讨考古发现幕后的事情。苏先生在《斗鸡台考古见闻录》中说，斗鸡台的发掘非常艰苦。八十年前的今天，陕西考古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科学考古的发掘正式开始，也揭开了陕西周秦考古的序幕。斗鸡台的发掘与殷墟的发掘有密切的联系，包括技术工人、摄影、绘图都进行了一个艰苦的探索。
张忠培（原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1934年宝鸡斗鸡台动了第一铲，苏秉琦先生到了斗鸡台。我面前有两位巨人，一位是徐炳昶先生，一位是苏秉琦先生。在巨人面前，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在我的记忆里，徐炳昶先生在西北考察团是中方团长，筹划、规划了向周秦汉唐考古进军的号角，斗鸡台就是在他的规划之下的一个产物，这是继殷墟之后第二或第三个坐标点。这个规划很有学术眼光，很有见识，是学术方面的战略家才能做出来的，他开展了中国传说时代的研究。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学教育的开创者，关于苏秉琦先生，我完全同意刚才说的那三点，好的课题规划、好的导师和好的切入点。因为这样，他才能开始他的考古实践，才有以后的成绩，如果没有一个战略的重心——斗鸡台，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但是苏秉琦先生有他的优点，他执着、靠悟，觉悟的悟，是一个消化、自学的悟，他靠的是坚韧不拔的治学态度和不断的悟。苏秉琦先生在徐炳昶先生指导和锻炼之下，作为向周秦汉唐进军的一枚棋子，在斗鸡台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斗鸡台是一个开创性的，对周秦汉唐研究的一个开始、一个宣言。《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没有徐炳昶先生不应该。
这次会议，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对以后，回顾历史、审视现在、展望未来，我们要用前辈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成果去推动考古学的发展。要和我们自己进行比较，看看我们有没有差距，差距在哪里！
陕西省考古学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有眼光的，能够开这么一个会，对我们当前宝鸡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是一件大事。我们可以说，对历史的认识就是文化。在斗鸡台的考古前辈之后的这么多年，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把它当成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这里纪念他。
苏秉琦先生的起步就是斗鸡台。《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从结构上来分析墓葬形制、器物的类型，最后到分期以及每个墓葬的披露，这个报告全面地报道了材料。每一件器物都会找到它是哪个墓葬，哪个单位出土的，具体哪个位置。每一个墓葬，都在斗鸡台发掘的一千多平米的墓地中有一个具体位置，这是全面的报道材料，清清楚楚，是用单位来研究的。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开创了先周到周文化的分期。当时条件下的分期是正确的，目前来看，还是基本正确的。他开辟了先周和周的界限，奠定了格局；研究了屈肢葬与秦的问题，屈肢葬墓的分期；研究了西汉到两汉之际的分期。在当年这是破天荒的，在今天看来它依然是我们搞序列、谱系研究的一块坚定的基石。
一个考古学者要成为一个像样的考古学家，第一，要发掘好一个遗址、墓地；第二，要整理好一批材料；第三，要写出一个好的报告，苏秉琦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
苏秉琦先生有一些标志性的实践，一是《西安附近的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二是《洛阳中州路》，三是《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四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五是《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六是《关于“几何形印纹陶”》，七是《谈“晋文化”考古》，八是《关于吴城遗址致饶惠元的信》，九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继西周之后，他研究了春秋战国，并对此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屈肢葬墓、瓦鬲墓、洞室墓，这就是人群、族群的分类。在《洛阳中州路》中把东周分为六期，这个成果现在还没人能动的了。如果说区系类型，可以追溯得更早，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已经有端倪了，1964年我陪他去内蒙，他就讲东三区和西三区。在区系类型之后，他又谈文明起源的问题。
我去年发表在《文物》第九期上的文章说，中国考古学的道路上有三块丰碑，第一块丰碑是安特生，第二块丰碑是梁思永，第三块丰碑是苏秉琦。为什么说苏秉琦先生是第三块丰碑？我认为是苏先生有一个方法论，两个论述。一个方法论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区系类型学，考古学文化要按照区、类型来区分。一个论述是开创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论，中国考古学文化是世界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方块，中国考古学文化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观点，文化因素的分析其实还是谱系的问题。另一个论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或者多中心说，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学说和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阶段说。用区系类型的理论，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文化的研究，一个是国家的形成。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从这里出发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开创了一系列的研究。由此，他开创了新时势，开创了新时代。
刘云辉（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教授）：我们今天在周秦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宝鸡举办纪念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八十周年座谈会，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八十年前，徐炳昶和苏秉琦二位先生在陕西渭水流域的宝鸡进行考古工作，作为陕西第一次科学考古的开始，他们是陕西乃至全国科学考古的创始人。大家知道，陕西是周秦汉唐等重要王朝的建都之地，地上地下都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古代遗存，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文物保护和考古，这对陕西的考古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为了抚今追昔，怀念先贤，缅怀他们对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做出的丰功伟绩，就是怎么审视历史和开创未来，继承先辈的精神财富，为陕西考古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34年4月26日开始的发掘，在次年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停工纪念。陕西考古会的斗鸡台发掘与殷墟的发掘基本同时，在殷墟发掘中发现了版筑，版筑的发现确认了大型建筑的存在，在斗鸡台发掘中也发现了版筑。我们今天发现了很多壁画墓，但最早的壁画墓发掘也应该在斗鸡台，时间是1934年的5月，同时还做了壁画的提取。当然最重要的是沟东区墓葬的发现。张忠培先生在《辽海文物学刊》上撰文指出，这个报告对中国考古类型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报告中说，本会陕西考古工作开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春（1933年），同样的表述也见于北研院的院务汇报（陕西古迹调查报告），《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中也说北平研究院陕西的考古工作开始于1933年。说“本院陕西考古工作的目的是周秦初期文化，工作方法是都邑遗址的发掘，工作的步骤是调查、发掘与整理。”从调查来说，斗鸡台考古的开始应该提前一年至1933年。1938年陕西城固张骞墓发掘的指导者也是徐炳昶先生。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先生和苏先生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着斗鸡台八十周年座谈会，在肯定斗鸡台考古对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贡献之外，同时也为了缅怀两位先生。
首先，从学术上讲，斗鸡台的发掘摸索了一条从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中辨认周秦汉文化，研究周秦历史的一条道路，开创了周秦考古的先河。
第二，奠定了考古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方法之一——类型学的基础。
第三，他们的发掘和整理研究，开启了中国学者探寻中国特色考古的大胆尝试。从当时来讲，中国考古学有不同背景的几方面的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考古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一个是国外的学者，比如安特生、斯文赫定等；第二就是我们古代的金石学传统，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先生；第三是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代表，受到国外考古学训练的归国学者，如李济先生等；第四就是以徐炳昶和苏秉琦为代表的本土学者。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他们一直在思考，就如张忠培先生刚才所说的悟，就是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来。我想这是从斗鸡台开始，甚至更早，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悟，后来悟出来类型学的方法以及一系列的观点，包括后来的满天星斗说、区系类型、古国方国帝国，直至明确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派。
第四，徐先生和苏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我们考古学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某种程度上说，现在年轻的考古学家都是苏先生的弟子，都受益于二位先生的开创之功。徐先生和苏先生其实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规划者和指导者之一。
第五，苏先生非常和蔼和平易近人，当时我们刚参加工作，苏先生的书出来了，送给我们一本，上面写“同学”。我们都受宠若惊，他已经是泰斗了，我们才是小伙子，他说和我们“同学”，这让人永远也忘不了。
徐天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除了大家都公认的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方法方面的贡献，还想了一些别的问题，就是当年选择斗鸡台发掘的原因，有寻找周秦两族之人的学术目标，也有偶然因素。当时他们调查时在宝鸡发生了党玉琨的盗掘，在戴家湾出土了铜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头有必然的学术考虑，也有偶然因素。
苏秉琦先生写斗鸡台报告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徐炳昶先生就把沟东区的报告交给苏秉琦先生来整理编写。这本报告由他来写，由他来署名，这在我们今天都不太可能。八十年前，苏秉琦先生能够有斗鸡台这么快这么杰出的成果，和老师关系太大。如果老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和安排，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做教师的，是特别大的一个触动。
苏秉琦先生没有学过考古，他怎么想出来这么好的方法？我看了他的藏书和读书笔记，实际上苏秉琦先生英文、德文、日文的书都有，而且他有英文书的读书笔记，他用英文和中文夹着写的。从他的读书笔记来看，他并不是完全本土的，西方类型学的知识他也接受了。他读的面很广，滨田耕作的书、蒙特留斯的书他都是读过的。所以，他的方法实际上汲取了当时已有的一些方法，然后加上他自己的思考总结出来的。类、型、式这种关系，他当时提得已经很明确了。另外还有一些方法，他提得也很好，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用了。他在分期的时候，提出来一个近似值，就是从类型学得出的分期，从我们现在来看是绝对值，他那时候很明确是一个近似值。然后才有他当时提出的发掘单位，按单位来整理，那时候是很先进的。在田野技术方面，我们现在田野技术很多方面比那个时候进步很多，但是在根本的理念上进步不太大。当年他们提出这些学术问题，我们今天依然还在继续做。我们认识陶片的水平，因为现在积累得多了，比那时候肯定好。那时候苏秉琦先生的序列从现在看，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先生们做事的态度，他们的视野，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是有极大的借鉴学习。
《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还是有必要仔仔细细的重新再读，这里面还有好多东西。我们现在写报告的方式好多还原不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的报告，好多时候可以还原，还能知道很多事情。现在的报告太干巴了，除了发掘对象那一点以外，其他的都没有，将来研究考古史很麻烦。人、事这块没有了，过程没有了，鲜活的东西没有了，剩下一堆死的东西，这对于理解考古事件的发生也不太有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应该回归，这些人和事对考古工作有影响，比如我们读安阳报告，一会土匪来了，一会晚上枪声大作，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做的考古，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容易有切身的感受。我们现在看看过去前辈们的工作，如斗鸡台的图是一个类似素描的东西，看起来感觉很好。我们现在画的等高线图，当然有其科学性，但是那种考古的味道，经典考古的，手工制作的东西总是缺了一些。现在太冷冰冰，考古应该充满人情味，应该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充满趣味，这是我们考古人应该反省的。本来一个和人类这么密切的学问，现在却和人们越来越远，为什么？
高蒙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情来的，到这个中国考古的圣地是第一次来。宝鸡曾经发生中国考古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宝鸡斗鸡台的发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八十年后举行这样一个有传承性和纪念性的会，非常有意义。都知道我们有以徐先生和苏先生两位圣贤为代表的这么一批早期考古人，苏先生早期的工作，基本上到五十年代，从斗鸡台开始陆陆续续，都是以斗鸡台为支点、起点和原点。1935年的时候，他一路是沿着渭河调查回去的，到了西安。到后来的元君庙、泉护村、姜寨等等，他的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是和陕西有关系的。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斗鸡台的考古发现，他所作的工作实际上是包括调查和发掘，从陕西来说，这是考古的第一铲，是第一步。这里面重要的不仅仅是发现，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方法、运用了方法、实践了方法。我看苏秉琦先生《瓦鬲的研究》后面有一张图，上面有四种鬲。我多次给学生上课讲，就讲这张图。苏先生的这个图有各个角度的，有工艺的，就是把器底拿出来，研究陶鬲的三个足，然后给三个足做剖面，接下来是四个足的全剖面，最后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图。他观察一件器物所使用的这种方法，我们现在很多都不用了。这不仅仅是类型学的方法，而且是以单位来研究的方法，过去金石学是以单个器物为研究对象，但是考古学是遗迹和遗物相结合的方法。我觉得斗鸡台发掘是个大事，不仅仅是陕西考古史的大事，也是中国考古史的大事。
赵丛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斗鸡台的发掘从考古层面来讲，我有三点感受：是陕西第一次科学的田野发掘的标志；是考古类型学一次深刻实践的标志；是学术界相关重大命题被明确提出的标志。几十年前，二位先生提出要向周秦汉唐这个学术目标进军，要寻找和理清周秦初期的文化。
最后，斗鸡台的考古报告写作文字行云流水，朗朗上口，写得非常好，很值得我们学习。苏先生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和他在做考古的同时有非常宏大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苏先生如果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学家或者学术家的话，那么徐先生也是一个伟大的学术家，徐先生把他的智慧和学问毫无保留地真诚的地传达给了他的学生，这对于今天做老师和学生的都有非常好的启迪作用。
张天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很早时候我就开始读斗鸡台报告，而且读了不止一遍，至少系统读过两遍。可以说，我是两位先生的学生，我的学问起步也与两位先生有关。我当时写《高领袋足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苏先生的《瓦鬲的研究》，这篇文章是在苏先生的基础上，局部做了一点挖掘。
两位先生确实如张先生所说是两个巨人。我觉得，现在常用的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也是起源于斗鸡台报告，苏先生的《瓦鬲的研究》里面说折足鬲到锥足鬲的演变，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是文化因素方法的第一次运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就那么一点有限的资料，苏先生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能够提出陶鬲的变化发展中的外来因素问题。
在宝鸡斗鸡台报告中，周秦汉三个阶段的文化第一次得到了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体系中，这两位先生的国学基础非常的雄厚。而且，两位先生的思想之间的传承还是有一些脉络可寻的。如从徐先生的三集团说到苏先生的区系类型，从内里来看还是相通的，是更加细化的表现。他们在昆明的八年，可以说是学术传承的八年。苏先生把文献史学的方法和考古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做出了斗鸡台瓦鬲研究这样的成果。
他们两位先生当时还在周围地区广泛调查了很多文化遗产，一些寺庙及其内部的壁画，现在都没有了，但是在他们的调查中做了记录。他们宽广的学术视野非常难得。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说，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设计师，邹衡先生、张忠培先生他们是建筑师。
许伟（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教授）：面前有两位巨人，一位是徐炳昶先生，一位是苏秉琦先生。我是寻根问祖，是怀着这种心情来参加这次活动。谈点收获，一个是由中国人搞中国考古学，早期有两支重要力量，一支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一支是北平研究院的历史所。史语所以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为标志，延续到甲骨文的研究，让殷本纪成为信史，这波人是以当年的海归为主。第二支力量就是北平研究院的历史所，就是以徐先生和苏先生为代表的，他们的标志就是1933年开始的关中调查和宝鸡斗鸡台发掘。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是必须要铭记的。但是徐先生和苏先生的斗鸡台发掘，比起殷墟发掘来更有自己的特点。从甲骨的研究，到殷墟找到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到把它挖出来，到侯家庄的王陵和宫殿建筑基址，这解决了殷商的问题。那么，徐先生搞渭河流域，他们心中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周秦，他们是带着目标的。斗鸡台的发掘是机缘巧合，他们带着一个探讨周秦文化的学术目标，来渭河流域找周秦，机缘巧合，恰恰遇到了党玉琨的盗掘，所以决定挖斗鸡台。
斗鸡台真的是苏秉琦先生考古生涯的一个辉煌起点，和他后来的思想巅峰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从斗鸡台起点，到他的一系列的学说，是必然的，他的功底在这里。
读斗鸡台报告的时候我就想，从1934年到1941年，国内局势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特别静。当时写的东西，看了就觉得特别心静。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对鬲的描述和分类等的研究，能让人想象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反复观察一件陶器，细致入微，行文优美，表述的逻辑非常严密。
苏秉琦先生有他的岗位感，他所作的事情就是爱国，就是对国家的贡献。1975年他讲“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不仅是革命领袖的话，也是他内心的话，怎么统一的，怎么从一个多元到统一和民族团结一体。这个后来衍生出了他的文化多元、满天星斗、方国王国到帝国。他是习文的，这个文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张先生刚才说的“对历史的认识就是文化”，他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解决中国是怎么从古国到王国到帝国的，帝国又是怎么巩固和发展的。这里面的民族关系、文化关系是怎么回事。他的民族心，他的爱国心体现在他的学术追求当中，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另外一方面，是苏秉琦先生的慈善和祥和。他跟我说过，你看那个佛像，任何一尊佛像都是微笑的，对谁都是和颜悦色的。他就是要讲他的思想，用他的思想来影响别人，我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
他之所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思想家、教育家、领军的大师人物，大手笔，和他的起步、治学精神、探索精神、科学的思维和超强的睿智和悟性决定了的。我们后辈虽然难以望其项背，但还是要认真的读。
杨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来斗鸡台是怀着一个探寻巨人成长足迹的情怀来的，还有一个具体的任务就是，如何来完善陶鬲谱系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斗鸡台报告中最令人难以忘记的就是陶鬲，就是苏先生提的瓦鬲，他的一些考古学理论的基础和在类型学上的贡献，都是从《瓦鬲的研究》出发的。为什么他没上过考古的科班但是取得这样的成就，其实就如前面所讲的，他那时确实是博采众长，他引了滨田耕作的一些著作。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西方人提出的，说陶鬲从鼎传来的；一种是滨田提出的，鬲早鼎晚，但没说鬲是怎么来的。苏先生在这种背景下就做出来鼎是鼎，鬲是鬲，是两种不同谱系的东西，这是他最早的分类研究。分类研究更早的是滨田耕作之前的一个日本人，他做了鬲腿的研究，他区分胖瘦和粗细。当时中国的分类研究，如李济先生他们学贯中西，都是口什么样，腹什么样等等。很少从整体形态来做研究。裴文中先生是用生物学引入的种属的分类法，但是分类标准不一。苏先生他琢磨出来不仅仅是型而且还有中间型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很深入地来研究。
他孜孜五十年奋斗的想解决的就是祖型陶鬲问题，那么最初祖型陶鬲问题提出来的是安特生，他提出是由小口尖底瓶转变来的，因为底部很像，日本人就接受这一观点，把三个尖底瓶绑在一起画一张图来解释安特生的观点。苏先生当时是有所保留的，他的保留体现在他没有直接赞成安特生的观点。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鬲，都是很完整的，很遗憾我没有发现很早的鬲，这是他四十年代写瓦鬲的研究的时候说的。1984年，他的论文集出版的时候，在序言中小口尖底瓶和鬲之间加上了斝，他认为斝起到很大的作用。当1997年他写《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时候，又说斝是蛋形瓮加上小口尖底瓶。苏先生认为鼎是贵族的文化，鬲是平民的文化。那么他后来的一些研究，包括中国文明模式的一些研究，其立足点还都是在陶鬲。
我想我们今天在宏观上继承先生们以外，还应该在微观上更细致地系统研究、解读和理解先生的精神。
田亚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陕西秦文化考古工作始于80年前的宝鸡斗鸡台“瓦鬲墓”的发掘，可以说，这是陕西乃至中国早期秦文化科学考古的开端之作，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则是有关最早秦文化墓葬与聚落遗存的考古类文献之一。在此之前，尽管古文献记述中关于早期秦人在关中地区尤其在宝鸡一带有持续活动的时间，既有自商周以来赢秦西迁的过往，又有在西陲立国之后向东折返至咸阳的历程，之前仅靠文献的悟读与解析，则无认知秦文化的考古学面貌与内涵，而正是从斗鸡台发掘的屈肢葬墓的形制、葬式与随葬器类型式中区分出它本来是周墓葬之外的秦墓葬。斗鸡台发掘之后的80年间，秦文化取得了非常广泛而丰富的考古材料，多角度的纵深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不管是从秦文化渊源、分期，还是从墓葬布局到城市聚落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某中程度上都得益于早年斗鸡台秦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冀望秦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能为实现张忠培先生提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复原秦人社会”的崇高目标作出贡献。
追忆前贤，无比敬仰。我们在总结秦雍城考古历史的时候，发现也与斗鸡台有关联。当时徐旭生、苏秉琦、常惠等先生，他们曾经在考古调查期间住在凤翔府所在地，期间漫步于雍水河畔，留意雍城的历史环境与文化遗存，这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渭水队开展雍城“古城”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也是秦雍城考古工作80年，前辈不仅留下了工作的业绩，同时在过去艰难的工作环境中，他们那种敬业的“佛心”也值得我们当今发扬光大与传承。
刘军社（宝鸡市考古队队长，研究员）：今天是4月26日，是80年前斗鸡台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天，所以，把纪念宝鸡斗鸡台考古八十周年座谈会放在了今天。其实陕西考古工作的开始、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周秦汉文化应该从1933年渭水流域的考古调查开始算起，1993年在陕西省举办的周秦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先周文化研究六十年》，就将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先周文化的历史追朔到1933年。很高兴作为斗鸡台考古所在地——宝鸡的一个考古工作者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我简单谈三个看法：
一是认识，斗鸡台考古是宝鸡乃至陕西考古工作的正式开始，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周秦汉文化的开始。1995年到1996年，中国和意大利合作再次发掘斗鸡台遗址，所以说，斗鸡台是陕西第一次中外合作考古的开始地。斗鸡台是中国考古三大理论之一的类型学理论的诞生地。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总设计师，邹衡等先生则是总建筑师，省一级的考古学家是工程师，地市一级的考古工作者是技术工人，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可以说斗鸡台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
二是感受，考古工作者的辛苦是相似的。80年前的交通工具是马车，现在是汽车；80年前住的陈宝祠，80年后住的是农家小院；80年前的考古工作是中央与地方合作，80年后仍然是这样；80年前的考古工作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协助，80年后更需要各级政府的协助与支持。
三是期望，很高兴看到罗宏才教授为考古工作者写的《陕西考古会史》，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罗宏才教授是脚踏实地的做到了。我期望有更多的考古人或其他学者能加入到总结各位考古大家的学术道路、学术思想的行列中去，让我们这些研究历史、补正历史的考古学家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
(《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23日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