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抗战的“幸运儿”。因为抗战，使得它不得不远离老家，在异地求生存；因为抗战，使得它不得不从一无所有开始再起炉灶；也因为抗战，使得它得以在现有的条件下缔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
它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战争并没有摧毁它的生命；它又是不幸的，可怕的战争让它不得不一次次与困境做斗争；而最终，它不仅打赢了长达八年的战役，还谱写出了一曲曲抗日赞歌，并缔造出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它就是位于宝鸡长乐塬的宝鸡申新纱厂，2017年12月22日它成为国家首批工业遗址中的一员，这也是西北唯一一家上榜的工业遗产。有人甚至说，没有申新纱厂就没有宝鸡这座城市！它为什么这么被肯定，它又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笔者终于忍不住决定去探寻它。
一
不一样的“西迁”
笔者乘坐由西安开往宝鸡的高铁，一路向西，朝着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宝鸡”不断前行，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问题：当年抗战时申新纱厂的“西迁”是否也经过这条路呢？
谈起“西迁”，大家很容易第一时间就想到交大的西迁。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上海内迁至西安的一场教育意义上的“西迁”；而申新纱厂的西迁则是在抗战时期，从武汉前往宝鸡的一场关于工业的“西迁”，二者虽是两个时间跨度，不同主题的“西迁”，却又在各自所在的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尤其是申新纱厂，他的“不一样”又体现在哪里呢？
笔者初次造访，就见到了长乐塬管委会特聘专家、原申新纱厂子弟冯驱（以下简称“冯老师”）等熟知申新纱厂历史的老师们，和他们一起边参观边聊天，申新纱厂的面纱慢慢被拉开。
枪林弹雨中被迫迁厂
我们把视线转回到1937年，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遭到严重的摧残，为了避免后期出现更加不堪想象的后果，1938年前后，上海、武汉等地许多民族工业不得不实现自救，开始向内地迁徙，史称“迁厂运动”。
据介绍，当时受“淞沪会战”的影响，位于上海的2000多家工业企业只迁出164家，其余均遭日军摧毁和掠夺，经济更是陷入瘫痪境地。为此，在“武汉会战”期间，当时的“工合”（工业合作）运动发起人路易·艾黎，经与多方努力协商，成功地动员了武汉21家企业西迁到陕西，其中有15家企业来到宝鸡，其中就有申新纱厂。
冯老师告诉笔者，当时申新纱厂负责人李国伟面对紧急形势，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商议后，最终决定西迁。可要说与下定决心西迁这个过程相比，迁厂更是难上加难。
“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强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含着眼泪把尸体抬到一边，咬着牙继续扛。冷冰冰的机器，被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这是抗战初期主持沿海工厂内迁的大功臣林继庸晚年回忆当年情形时说的。
而申新纱厂也没有幸免，同样也是冒着枪林弹雨搬迁。
据冯老师介绍，当时申新纱厂在西迁过程中，有许多的物资和人力要随同迁走。在运输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还要随时冒着敌军的炮火袭击。第一步从长江上迁往重庆时，柏木船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炸死了不少人，十几条船的货物也损失惨重。有幸的是，当时共迁到宝鸡2万纱锭，400台织布机等纺织漂染全套设备，最难能可贵的还有一台3000千瓦/时的发电机组，当时是整个西北最大的工业动力源。
而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对工厂不离不弃的工人。冯老师告诉笔者，“从武汉内迁时，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迁。可谁知，当决定西迁后，最后竟有两百多人要随迁。很多人现场表态，‘我可以不要遣散费，就要随厂一起走。’当时的厂领导李国伟很受感动。”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部队迁走之后，还有4个工人徒步从武汉沿着铁路一路走到宝鸡来找工厂。而当时从武汉到宝鸡铁路上的距离长达909公里，如此漫长的征途，我们都无法想象他们会经历什么。
物资和人员的到来，才真正地使申新纱厂得以在宝鸡扎根。而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到来，让自己的第二故乡——宝鸡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抗)战前的西北工厂仅有19家，仅占全国工厂数量的0.48％”民国陕西省银行《陇海铁路潼宝段沿线经济调査》公布:“据二十三年(即1934年)的调查，宝鸡城内商号仅百数十家”。也就是说，当时宝鸡几乎没有近代工业。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各省的工业总投资，还低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一个装配线上的工厂。”这是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形象描绘的当时状况。
从一无所有开始建厂
经过水路、陆路等多重路线颠簸周转后，申新纱厂的绝大部分家当终于来到了宝鸡。而当这些企业到达宝鸡后，却发现有更大的困难亟待他们解决，首要任务便是选厂址。据相关报道，当第一批物资到达宝鸡后，时任经理李国伟便派当时申新西北管辖区经理瞿冠英到宝鸡选址。
最后发现，一个名为斗鸡台的地方距离宝鸡十里地，又设有车站，车站正北对陈仓峪，峪下有一台塬，塬下南北约300米，建厂宽度没有问题，出门就是车站，装卸方便，紧靠塬，利于防空，台塬上有跑马泉，塬下有地表水渗出，饮用水、工业用水方便，各方面均满足建厂的条件。
找到了厂址，接下来便要解决征地难题。据冯老师介绍，当时陇海铁路用了不少地，土地更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而申新建厂又需要从农民那里征地。
征地建厂使得当时的地价不断飙升，有的农户也趁机漫天要价，申新纱厂又没有更多的资金，一时陷入了僵局。冯老师说，当时管辖这里的县长王奉瑞了解情况后，多次向农民解释，非常时期，征地就是服务抗战，工厂是买地不是抢地。在多方协调下，于1938年的12月征来土地395.6亩。
有了厂址，头等大事算是解决。但紧接着水、资金、建筑材料、工人的急缺等又成为了他们前行的绊脚石。
据介绍，当时申新纱厂着手建设厂房，但是宝鸡这里没有水文专家，厂地里没有水，连基建都无法进行。时势造英雄，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当时任申福新公司西北区副经理的龚一鸥担当此任，开始在厂址周围的山头塬坡上不停察看，又顺着雨水常年冲刷出来的山谷找，然后让人在谷底挖井，居然挖出了水。随后他们陆续在厂子周边挖了几口井，解决了工厂用水和生活用水问题。
用水解决后，修建厂房的基础材料问题接踵而来。当时是特殊时期，水泥和钢材属于重要的国防物资，在大后方甚是紧缺，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工业的宝鸡来讲，这方面物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介绍，当时大部分的青砖都是从西安、咸阳等地用火车拉来的；石灰则来自附近的铜川耀县，五金杂件、水泥等又不得已在河南等地找。即使费很大周折找到物资，也要从日军设的重重关卡里偷运，有些物资还辗转从重庆经由汽车运输，再沿川陕路翻越秦岭到宝鸡。
解决了基础性问题后，招工难题又摆在面前。
冯老师介绍，当时宝鸡劳动力紧缺，当地根本招不到人。李国伟不得已安排人从西安、咸阳、渭南等地招工，但三个月内却没招到几个。无奈之下，又到河南郑州、洛阳和陕西汉中等地去招，甚至还从重庆招收了20余名女工带到宝鸡。即便如此，与所需工人量也差别太大，后来不得已，申新改变招工规则，开始试招年龄在14-18岁之间的童工，弥补用工缺口。
从服务抗战到服务整个宝鸡
1939年8月9日，申新纱厂借用汽车引擎、煤气发生炉和借来的锅炉作为动力开工。当时的生产车间仅仅只有14间平房，在现有的动力基础下也只能开动2000纱锭进行试生产。为此，1940年1月，他们不得已而租借陇海铁路局“404号机车”，从而增加了4000纱锭的生产量。后期随着生产的需要，他们又开始筹建自己的发电厂。1941年1月5号，申新发电厂正式开工，这也标志着申新纱厂全面复工。
说到这些，冯老师感叹到，“回头想想，当时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申新人想尽一切办法武装自己的工厂，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他向笔者讲到，当时建厂之后日军多次来轰炸申新纱厂，工人和厂领导们上下一心，共同抵御。轰炸机一走，工人们便立刻出来扑火抢救物资。没有铁锹，端着沙子往上扑；没有机油，就拿菜油、牛油代替。买不来牛油，千方百计去青海藏区买，再买一些牛肚子，把牛油灌到牛肚子里，冻实了运回宝鸡后再化成油。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这紧急时刻，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快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为了满足抗战前方的军需和后方的民用，申新纱厂总经理李国伟在动员会上如是说。
可以想象，他们为了抗战不惜一切代价，勇于付出。不仅如此，他们在当地的发展更是改善了一方百姓生活。
据介绍，申新发电厂于1941年架起3.3千伏高压单电源配电网，向县城等地输送电力；1943年申新纱厂在宝鸡安置了数千名职工就业，加上建立在重庆、成都、天水等地的工厂，则有近万名职工就业，使数万家属得以安置。可以说申新纺织厂是宝鸡近代发展轻工、机械制造、电力工业的起源地。
正是在以申新纱厂为代表的西迁企业带动下，1941年，宝鸡从一个没有近代工业的小县城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家企业的工业城市，形成了以荣氏申新公司为代表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以申新为代表的西迁企业奠定了宝鸡近代工业的发展基础，巩固了西北后方，成为民族工业的命脉。
二
不一样的“奇迹”
被称为“中国抗战工业奇迹”的申新纱厂有现存抗战时期全国最大的窑洞车间、申新纱厂办公楼、乐农别墅、薄壳车间等四处历史遗迹。而这个“奇迹” 还真与众不同，是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打造出来的，尤其是窑洞车间。
窑洞里建工厂
著名文化学者林语堂曾在作品中这样描述“这就是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重庆及其周围有许多地下工厂，但没有一个在规模上超过申新的窑洞工厂”。
在陕北窑洞中长大的笔者，起初对窑洞工厂并没有特别大的好奇心，而当走进并融入到其中后，才感受到了它的与众不同。走进窑洞，像是走进了防空洞，空旷、深远；又像是走进了迷宫，每一孔窑洞都好似双胞胎，不好分辨；最让你想象不到的就是他的规模之大，走了好久，却依然看不到尽头。
据讲解员介绍，这里共有24孔砖砌窑洞，其中7个长洞被6个横洞连通，最短的64米，最长的达109米。整个窑洞长度达3.5华里，是国内最大的抗战时期的地下工厂。
为什么要把工厂建成窑洞式？冯老师告诉笔者，主要是为了战时的隐蔽。在八年抗战中，日军共轰炸宝鸡地区32次，其中宝鸡县26次，申新纱厂又是重点对象。为了避免飞机的轰炸，申新厂的设计图纸不断地修改，但因为材料的短缺和季节变化等原因，也多次受挫。据冯老师介绍，发电厂的屋面用钢轨代替钢筋，用400万桶水泥现浇成整体，用黄沙将其堆成“小山”伪装，后又用手工编织的伪装网遮盖烟囱和厂房。即使这样，还是经常遭受日军的轰炸。
冯老师介绍，1941年9月2日的空袭中，申新厂区在炸弹的呼啸声里连续中弹，发电厂、锅炉房、汽轮机房等均未能幸免。警报解除后，却突然发现窑洞工厂不远处3米多深的地下，竟还有一枚未爆的炸弹！经过小心翼翼的检查，发现这枚重达250磅的炸弹，因为撞针恰巧被厂区落水管上的铁丝挂断，才成为了哑弹，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这枚被解除危险的炸弹后来还被宝鸡博物馆征集。
而当笔者问为何明知道日军来炸还要继续盖时，冯老师说，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在支撑。因为有了这个潜藏在地下的窑洞工厂，才能在危难时期为前方部队和后方民众供应物资。
首创八小时工作制
申新纱厂除了克服万难，为前方提供大量军用物资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还拥有一套具备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
据冯老师介绍，自1942年2月2日起，申新窑洞工厂停止原12小时工作制，试行“三八制”工作时间，即每日3班倒，每班8小时。这样，既保护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军品供应量。目前在申新展馆里还展出了当年第一批三八工作制的实践者，而后来这个制度也被多家单位效仿。
此外该厂逐渐扩大规模，效益不断提升。到后期不仅为厂职工免费提供三餐和宿舍，还为职工的子女开办学堂、校舍等配套设施，其理念之先进即使在如今看也让人称赞不已。
三
不一样的“坚守”
坚守往往源于一种信念，坚守往往因为一种责任，坚守更多来源于潜在的动力。除了窑洞工厂外，还因有更多申新职工的坚守，才能让申新纱厂在特定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成果。
抗战8年，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6.2万吨，布43.4万匹，申新面粉厂生产的面粉53%供应军队。这些数字背后，承载的是无数申新人的默默坚守。
在西迁的过程中，申福新公司西北区副经理龚一鸥的独子天宝和他的叔叔不幸身亡，悲痛万分的龚一鸥以民族大义为重，继续奔赴艰苦的西北。后期由龚一鸥设计并由王秉忱工程师完善修改的防炸弹的透平间建成以及3000千瓦/时电机发电成功，扛住了日寇轰炸。后来这组发电机不仅解决了本厂生产生活用电，又支援了斗鸡台火车站以及当时的宝鸡县城供电，使得当时的宝鸡县城一跃成为西北的一颗明珠。
此外，一直在国外留学的李启明，抗战爆发后从国外回国，到申新纱厂负责窑洞工厂事宜。殊不知，抗战前就有未婚妻的他，不巧遇上战争，使得两人不得不一个在宝鸡，一个在上海，时隔两地直到八年后抗战胜利，才得以举行婚礼。
在申新纱厂所在地的长乐源，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厂留下的精彩未被淹没在历史的沉寂中，而是得以在申新纱厂的所在地——长乐塬进行重新修复改善。
当笔者问及为什么要将这里进行开发和利用？长乐源管委会主任王敏告诉笔者，“如果说当年申新人为了民族的危亡不顾个人安危，那么如今这个地方我们再不去保护，让这些窑洞工厂在我们手里坍塌了，那就是我们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人。”
王敏告诉笔者，长乐塬工业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不仅有利于传承和弘扬民族工业精神、抗战精神，让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有利于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宝鸡建设国际化城市、打造宝鸡的世界之窗。目前，正在开发的长乐源工业遗址将凝聚更多人的心血，项目将通过对申新办公楼、薄壳车间、窑洞车间等遗址的保护性改造，全力打造工业文化研学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企业团建基地；推动双创发展，努力打造宝鸡的双创文化集聚区；以荣氏家族文化为特色，重现“一街八巷”的特色街区，从而实现“生态塑塬，文化复塬、城市上塬”的发展战略。
当笔者踏上返程的列车时，窑洞工厂锈迹斑驳的机床、申新办公大楼前仿制的炸弹模型等还一一在脑海里呈现。属于长乐塬的印象也不再单单停留在那些物件上，而是属于那个时代、那一群人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怀。我想，这也正是申新纱厂工业遗产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在如此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工业奇迹和抗战精神，也必将因为长乐塬工业遗址的开发保护而更为清晰地铭刻在亿万人的脑海。文/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