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碗、茶托 法门寺博物馆藏
唐五瓣葵口大内凹底秘色瓷盘 法门寺博物馆藏
双鸾双雀镜 扶风县博物馆藏
蓝彩女立俑 昭陵博物馆藏
唐鎏金羯摩三钴杵纹银阏伽瓶 法门寺博物馆藏
张士贵墓贴金彩绘文官俑 昭陵博物馆藏
张士贵墓贴金彩绘武官俑 昭陵博物馆藏
琉璃舍利棺 扶风县博物馆藏
《文博视野》近日，“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展览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作为北京地区首次大规模贞观主题文物展，该展汇集了15家博物馆的140组共249件重磅文物，再现了李世民的闪耀征途。微笑仕女图、鎏金银壶、尉迟敬德墓志、贴金彩绘釉陶文官俑、唐贞观十六年鎏金菩萨造像、石刻胡旋舞墓门、白陶舞马俑等一批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齐聚亮相，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空，展示大唐盛世辉煌，共同体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堪称一场来自大唐的文化与美学盛宴。
展览中，来自昭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乾陵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等陕西博物馆的诸多珍贵文物让观众大饱眼福，其中不乏首次参加省外展览的文物。本期，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都有哪些来自陕西的珍贵文物吧——
102件文物来自昭陵博物馆
多件珍贵文物系首次外展
作为北京地区首次大规模贞观主题文物展，这次展览以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为主题和逻辑脉络，以其成长经历为线索，分“沙场战神·少秦王”“不世雄才·唐太宗”“万民之王·天可汗”“凡夫一面·李世民”这四个部分，通过重点文物展陈、数字光影展示、唐风场景复原、手册互动玩法、多种研学课程、热点活动打卡等方式，带领观众回溯了唐太宗的成长之路，体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深入了解唐代历史文化。
此次展出的展品涵盖了陶俑、金银器、琉璃器、石造像、墓志等多个种类，多角度全方位展现李世民的非凡一生，以及唐代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配合展览，国家图书馆精心选取馆藏北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刻本《贞观政要》等珍品，以飨观众。
据悉，此次展览大部分文物来自于昭陵博物馆，参展文物出自昭陵陵园韦贵妃、长乐公主、李勣、尉迟敬德、张士贵、郑仁泰、段蕳璧等十余座陪葬墓，包括陶俑、石刻、墓志、壁画等共计102件，展出文物之多、等级之高是近年来昭陵博物馆参加省外展览之最。其中尉迟敬德墓志、郑仁泰墓石马、李震《嬉戏图》、长乐公主墓《群侍图》、段蕳璧墓《侍女图》等珍贵文物均属首次参加外展。
“国之瑰宝”尉迟敬德墓志盖
全国仅此一块飞白体墓志
此次赴北京展出的尉迟敬德墓志，是昭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由盖、底两部分组成，其中志盖厚23.1厘米，底边长120厘米，四杀饰缠枝牡丹纹，体量丰硕、石色晶莹、雕刻细腻、文字优美，是昭陵陪葬墓出土墓志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尉迟恭，字敬德，朔州鄯阳县人，祖籍太安狄那（今山西省寿阳县）。唐朝开国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的墓志是令人赞叹不已的书石珍品，也是昭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墓志中记录了这位名将的生平事迹和功勋，盖面以飞白书题刻——飞白体墓志全国仅此一块，足见其珍贵的文化历史价值。墓志盖共镌刻二十五字：“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采用飞白书刻写使得这些字点画间如丝线贯穿，若断还连，仿佛绢带迎风、舒卷自如，成为难得珍品。在石刻中，笔画只有高低之别并无颜色之异，但若将这种书体书于纸上，则会丝丝露白，因此得名飞白书，也叫飞帛书。这种书写体在史料中多有提及，唐代非常盛行，然其传世的书石作品却凤毛麟角、实属罕见。尉迟敬德墓志盖上的飞白书，不仅保存完好、刻字清晰，且既有笔断意相连的感觉，又有丝帛迎风的飞动之趣，堪称“国之瑰宝”。
安元寿墓蓝彩女立俑
被誉为唐三彩中的佼佼者
在昭陵陪葬墓出土的众多三彩俑中，有一件非常绮丽夺目的三彩女俑，以它独有的蓝彩和幽静的神态从唐三彩中脱颖而出，这件罕见的三彩女俑就是安元寿墓出土的蓝彩女立俑。女立俑高22.5厘米，头梳乌蛮髻，面容丰满，墨描眉目、朱红点唇；身穿小领窄袖长袍，束腰，双手交于腹前；长袍施深蓝彩，遍洒白花团，花团中又略点淡棕色，衣褶清晰，自然流畅，婉丽华贵，气韵生动。特别是其蓝釉在早期唐三彩中极为罕见，被誉为唐三彩中的佼佼者，珍贵至极。
安元寿，初唐功臣安兴贵之子，公元622年奉秦王李世民召入秦王幕府，授右库真。武德九年，协助秦王发动玄武门事变，贞观时历右千牛备身等职位。高宗时，担任云麾将军、右威卫将军等职位。永淳二年薨，享年77岁，陪葬昭陵。
这件蓝彩女俑的珍贵之处在于长袍上所饰的蓝色钴釉，蓝釉在唐三彩中较为少见。由于钴料稀缺需要进口，而进口成本较高，所以除了非常特殊的陶器外，一般三彩中很少使用，据此推断，利用钴蓝料美化陶瓷装饰的器皿，使用者绝大多数是王公贵族阶层人士，从安元寿墓出土的女立俑足以证明这一推论。
另外，可能有人会发现这尊蓝彩女俑外表形象和日本妇女形象极为相像，不管是发型还是服饰都很相似，这是为何呢？日本人崇尚唐文化，从奈良时代开始，日本就派出大批学者、僧侣到中国学习，这部分人被称为“遣唐使”，这些遣唐使将唐代文化、艺术、律令制度带回了日本。比如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吴越地区的宽袖、叠襟式长衫就流传到了日本，成为上流社会正式场合的礼服，被称为唐风贵族服，还成为了朝廷的正规制服。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虽然和服不断得到改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基本要素始终没有脱离吴服（中国浙江一带的汉服）的定格，所以通常日本会把高级的和服叫吴服，高级和服店叫吴服店，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对日本服饰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看到蓝彩女立俑和日本妇女形象相似的原因。
李震墓《嬉戏图》
凸显人物婀娜多姿的身段
昭陵博物馆珍藏的长乐公主墓《群侍图》壁画，出自长乐公主墓第一至第二石门间甬道东壁。这幅作品绘制细腻，人物造型丰满，眉毛用墨色晕染，浓淡相宜，又用朱红点唇，使人物显得清丽端庄，婉约柔顺。图中绘有五个侍女的上半身，从左至右第一、二、四、五均梳高髻。第一位侍女披绿披帛，系土红与蓝色相间裥（晕）色裙，双手捧瞻瓶，瓶内插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蕾和一枝莲蓬；第二位侍女披黄色披帛，系白、绿相间裥（晕）色裙，右手捧盂，左手持拂尘；第三位侍女持丁字杖，卷发，黑肤，带大耳环；第四位侍女穿窄袖衫，披红色披帛，系齐胸蓝色长裙，左手执团扇；第五位侍女因残损太甚，服饰不详。其中第三位卷发黑肤的侍女形象在唐墓壁画中尚属首次发现，专家普遍认为这应当是唐代的黑人奴仆“昆仑奴”的形象。因此，这幅壁画成为大唐开放包容、四方来朝的生动见证。
而另一幅馆藏珍品是李震墓《嬉戏图》，它出自第三过洞东壁，宽70厘米，高100厘米，图中绘有两位侍女恣意嬉戏。后边侍女左臂从腰际前伸搂住前面的侍女，并紧紧抓住前边侍女的右手，其右手又前伸似乎要夺取什么东西；前边侍女左手横持团扇，扭动腰肢，现出力图摆脱的样子。这幅画作紧抓一个“动”字，使作品中的人物因嬉戏争抢而身体摆动、长裙摇曳，凸显人物婀娜多姿的身段和天真活泼的性格。此外，画中侍女着装也十分特别，二人均着窄袖衫、披长披帛、系层裙，底裙为红白相间条纹裙，外套红长裙，裙摆过膝。而系层裙的侍女，在唐墓壁画中很罕见。
昭陵博物馆的展出文物中，还有一匹出自郑仁泰墓装饰齐备的石雕战马。石马剪鬃，高52厘米，长65厘米，胸宽20厘米，立姿，左后腿微曲呈歇蹄状，抬头平视，眼眶凹下、眼珠圆凸，层次分明，鼻翼张开、抿嘴，两耳朝前耸起，呈警惕状。马头部戴有颊带、额带、鼻带、咽带等辔饰，口内含卡马衔，衔环贯插“ω”形马镳，镳体上有穿孔连接着络头。在衔棒末端还可清楚看到缰绳从衔环穿出打结、撘于马脖之上。其马鬃精心修剪成弧状，额前两绺长鬃分梳两侧，尾分绺缚起，尾中轴端清晰可见；马前鞍桥直立，后鞍桥向后倾斜，有凹曲弧线，便于骑者上马；鞍后左右两侧各系垂五条鞘带，最后面一条鞘带较宽稍长；制作讲究的马镫悬挂于马腹前，马臀部两侧系有短小跋尘，跋尘至晚唐时期长度逐渐增加。
马辔、马衔、马镳这三件相连的鞁具一旦套上马头，再烈的马都会很快被制服。此外，昭陵出土的陶质鞍马几乎都有墨描或贴塑各种装饰条带，这匹马则是昭陵出土鞍马系列中装饰最为齐备的一匹：辔头、缰绳、攀胸、鞦带、鞍鞯、马镫、鞘带、跋尘等一应俱全，所有战马的装饰特征它均具备。昭陵出土的陶质鞍马几乎都有墨描或贴塑各种装饰条带，但像上述马这种装备齐全的绝无仅有。
唐五瓣葵口大内凹底秘色瓷盘
呈现“无中生有，似盛有水”效果
法门寺博物馆选择了唐四瓣花纹蓝色琉璃盘等国家一级文物参加此次展览。
唐代，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而西方的琉璃、珠宝、香料、工艺品也不断传入我国。这件唐四瓣花纹蓝色琉璃盘，是米哈拉布纹蓝色琉璃盘。
米哈拉布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壁龛”，早期的米哈拉布周围无任何装饰，后在小拱门周围、内壁及窑殿内顶部均雕刻绘制有精美的花卉和几何图案等，庄严肃穆。该盘无模吹制成型，纹饰镌刻，侈口平沿、浅腹平底，通体呈蓝色，光洁透明。盘面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盘心为正方形方框，方框外刻四个拱门形状的尖瓣，与中心方框组成四个“米哈拉布”纹样。四个尖瓣内，各刻一朵五瓣叶子植物纹，尖瓣之间也饰以植物纹，有枝有叶有果，中间方框内刻虚实相间的小斜方格纹，整个花纹布满了盘底。
在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中，有一套典型的中国器物造型茶碗茶托，《物账碑》上也明确记载为“琉璃茶碗茶托一副”。这套唐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碗、茶托，其中茶碗模吹成型，淡黄微绿色，透明、内外光洁。茶托也是模吹成型，淡黄微绿透明。2011年，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器首次进行无损检测的结果显示，法门寺出土的琉璃茶碗、茶托，与其他东罗马等地琉璃器成分完全相同，为典型的西方钠钙玻璃系统，意思是它们并非我国古代一直采用的铅钡系玻璃，而是西方钠钙玻璃制成。据推测可能是外国商人带来的舶来品，或是在中国本土使用西方原料生产出来的。
秘色瓷是唐朝晚期浙江越窑烧造成功的一种质量上乘的青釉瓷器，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而得名。唐五瓣葵口大内凹底秘色瓷盘，直径24厘米，瓷盘口沿五曲、腹壁斜收，曲口以下有凸棱，平底内凹，通体施青色釉，均匀凝润，盘壁有包装纸上的仕女图印痕，底外壁有支烧痕。此秘色瓷盘整体造型有如一张收口的荷叶，加上厚薄匀称的胎体和莹润可人的青绿釉色，呈现了“无中生有，似盛有水”的效果，为唐代官造专供宫廷使用之器。
彩绘文官俑和武官俑
生动再现唐代服饰特点
昭陵博物馆馆藏彩绘文官俑、彩绘武官俑，生动再现了唐代服饰妆容。文官俑通高68.5厘米，武官俑通高72.5厘米。体形高大，造型准确，彩釉细腻，通体贴金，华贵大方，工艺之精湛，色彩之绚丽，为几十年来我国考古界所罕见，是国宝级文物。
彩绘釉陶贴金文官俑头戴进贤冠，上着朱红色广袖竖领褶衣，领口为花青色，衣袖口及襟边缘有花饰图案，外着蓝边饰花裲裆，下着白色裳，腰束黑带，足蹬黑色高头履，衣领、衣襟、袖口、裲裆及冠顶边缘均贴金。文官俑仪态端庄儒雅，容貌清俊，双手拱于胸前，肃穆恭立，目光下视，它面容温和，若有所思，一副居安思危的神态，充满初唐时期官员特有的“忧患意识”。
彩绘釉陶贴金武官俑，头戴圆顶兜鍪，有护耳、披帻，内穿紧袖龙鳞纹战袍，外着明光铠，胸前圆护一对，双肩覆虎头护膊，腰带以下左右大腿上各垂一片膝裙，膝裙边缘饰波纹状流苏，下着红色裤，外穿红底饰花战袍，足蹬黑色圆头战靴。通体有精心设计的图案花饰，兜鍪、铠甲、战袍边缘贴金。俑正面站立，方面阔口，怒目圆睁，蹙眉上竖，胡须翘起，双唇紧闭，仪态英武威严，右臂曲臂平举，左臂曲臂下垂，双手握拳作持兵械状，拳中有孔。通体彩绘，造型高大优美，威风凛凛，突出了武官威武霸气的特性。
此两件彩绘贴金文、武官俑形象生动，人物比例准确，彩绘繁缛细腻、色泽润艳，制作精美逼真、工艺考究，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文、武官俑的眉毛、胡须均是一根一根画上去的；服饰图案虽繁缛复杂，却描绘细腻，排列有序；尤其是文官俑的耳孔清晰可见，与真实无异，这也似乎隐含着唐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时代精神，足见工艺之精湛，也折射出初唐工匠对艺术的认真态度和匠心追求。温文尔雅、若有所思的文官，威武豪迈、霸气外露的武官，不但充分代表着唐代陶制工艺的超高水平，也体现出初唐时期文官忧国忧民、武官自信霸气的时代特征。
彩绘釉陶男骑马长啸俑
展示唐代乐舞的精彩纷呈
唐代乐器有300多种，受胡人影响比较大。多才多艺的唐太宗还创作了歌舞《秦王破阵乐》等乐曲，但《秦王破阵乐》不仅是乐曲，里面还含布阵兵法，惜已失传。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最初乃唐初的军歌。据《旧唐书·音乐志》等记载，秦王李世民破叛将刘武周，解唐之危，河东（山西永济）士庶歌舞于道，军人利用军中旧曲填唱新词，欢庆胜利，遂有“秦王破阵”之曲流传于世，后编入乐府。李世民登基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再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了一个庞大、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在原有的曲调中加入了龟兹的音调，婉转而动听，高昂而且极富号召力。
贞观初，唐太宗诏魏徵等增撰歌词7首，吕才协律度曲，定为《秦王破阵乐》。贞观七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对舞蹈进行加工：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往来刺击，以像战阵之形，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计十二阵，与歌节相应。也就是说，这支曲子不仅是舞蹈，里面也蕴含着阵法。唐太宗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余人，披甲持戟，执纛演习，定名为“七德之舞”。凡宴三品以上的官员及“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外奏之。擂大鼓，声震百里，气壮山河。后用马军2000人，引队入场，尤为壮观。同时有大型的宫廷乐队伴奏，大鼓震天响，传声上百里，气势雄浑、感天动地。这个歌舞使百官看了都激动不已，兴奋异常。在表演这个舞蹈的时候，连外国的宾客都禁不住跟着手舞足蹈。
昭陵博物馆展出了一组彩绘釉陶的乐俑，红袍笼冠男骑马乐俑，彩绘釉陶男骑马乐俑，彩绘釉陶女坐俑就生动再现了唐代精彩乐舞场面。如彩绘釉陶男骑马长啸俑，此俑共两件，均头戴红风帽，一手捂嘴，一手扬起，仰天长啸。唐代，啸是一种专业技能，在手指、口型及舌尖的配合下发出不同的歌啸，用于仪式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