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上的后勤往事:保障革命根据地的粮食供应
2015-11-11 14:14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们熟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也便以此为开端。“井冈山”是红色政权的保障，而后勤是革命的保证。“如何养活这么多人”成为时任军需处处长范树德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千方百计，用最朴素、最原始的方式保障了红军战士的生活和作战需要。井冈山上，后勤往事。这是些琐碎的生活旧事，却也是造成燎原之势的革命星火。
资料图：井冈山会师。
我们的粮食哪里来？
开始就是“打土豪筹款子”，没收地主家的存粮。我们把得到的粮食，除了军队辎用外，就发给当地生活困难的贫苦工农，这也是发动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部队每到一地，经过政治机关派出的宣传队，到处向人民群众宣传。但是人民群众最初对我的态度是观望的，因为地主豪绅阶级在各地镇压革命群众，他们是不会在工农革命军一到后立即接近我们的。最初有人提出“劫富济贫”，这种有点封建狭隘意识的口号，因为我们不是一种慈善机关，而是执行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为谋取群众的解放利益的队伍。我们向群众宣传，散发了宣传品，再建立一些贫苦的工农群众组织，重建了党的组织等。这样工农群众逐渐受到了革命的熏陶才慢慢地接受了我们的宣传，提高了觉悟，也敢接近我们了。有的群众与地主豪绅有冤仇，主动来找我们反映情况，比如他们父母被谁杀害过，谁给反动统治者关押过，谁家是大地主，每年收租多少。当我们听到这些反映后，也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地到那里去挑谷子的。
例如遂川的大汾圩、草林圩、黄垇圩，湖南酃县的大院等地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把群众发动起来的。不经过这样的宣传活动，人民群众是有话不敢讲的。因为反动豪绅的武力镇压太重。他们历代住在这里，生怕红军走了以后，他们的家乡不安全，生命有危险，因而开始他们存有顾虑。这说明他们当时部队的发动群众工作是何等艰难啊！并不是红军来了，群众就立即响应，呼“万岁”，叫“胜利”的，而是经过我们的宣传队，经过耐心刻苦的群众工作，工农群众才觉悟起来，接受革命的宣传，才敢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的。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茫然了。比如这个地方有多少土豪劣绅，还有多少存粮，家里有几口老肥猪，他们放了多少债？了解清楚后才分别惩罚他们，能抓到他本人的没有一个不抓的，反正土豪劣绅有罪恶，存血债的或者逼债逼租子的，都有人民来告状的。有时人民群众会投信给我们。这个土豪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可是这些土豪劣绅的亲戚朋友，还有他平时利用的党羽走狗暗中会给他通风报信，会告诉他们有关工农革命军怎样对付家人的情况，是否捉拿了，是否杀戮了，对他的财产是维持不动还是“抢”了，土豪劣绅常常布置这些走狗来为他们通风报信。
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就要找驻地宿营。当然要挑宽大一些的房子来住，不能让部队风餐露宿，我们通过做群众工作就可以了解哪些是土豪的房子，如果反动派跑掉了，我们又知道哪里是公家的仓库。我们就不客气地打开粮仓，留一部分部队食用，再分一部分分给群众吃。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来维持部队的生活的。
那时井冈山以内已没有土豪，湖南省则有一些。江西遂川县也有一些。当时我们的经费一方面是靠打土豪筹得的，另一方面是靠打仗，从反动派手里缴获。
一般来讲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例如到了遂川县后，有几家土豪的粮仓，就能解决我们部队的吃粮问题了。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吧！南方的地主比北方较为集中些，南方的地主一般不像北方富农土地租佃收现金租。我们如果到哪一个县城或市镇，要找千把几百担谷子，设法维持我们的给养是用不着操心，用不着顾虑的。我亲自参加没收过能收租谷三千担以上的几户地主的仓存粮。但这样大地主一般不多，而收三千担以上的租谷以下的颇有其人，当时的粮食就是这样解决的。
部队的穿着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我们缴获来的东西，按一般的习惯规定，凡适合军队用的，只要经过政治部同意的，就交供给机关接收保管，分配和处理。比如红布交给辎重队做袖章用，红领带，还有红领巾等。那时的帽徽，开始是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徽章，以后我们有了自己党领导的部队后就取消了。用八角帽，以后改为五角星。在井冈山时期有没有银制的帽徽，我认为当时哪怕有一个首饰店它也承受不了这个任务啊！更何况我们以前不是固定在那一个地方驻防，我们打下一个市镇、县城，不可能住上十天半个月，那么这个银店（首饰店）老板要给我们部队做五百个，一千个帽徽，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原料的，也没有这样的技术。我们部队一般在装备上也要看轻重缓急。急需的相应的利用当地条件来装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军队的生存问题，吃、穿、用是利用当地的条件来解决的。
如何解决吃小菜的问题？
我们部队到那里一般不需要担心没有菜吃。每到一地我们自然会知道哪个菜园是地主的。农民群众也会告诉我们，当我们部队的采买人员在实在买不到菜时，就会去拔地主菜园的菜吃。
1927年10月上井冈山后，我们部队在那一段时期最苦于没菜吃。那时我们供给机关队部队的油盐、菜钱的开支，都要仔细地算一算。上级领导和毛委员是有指示的。战士的零用钱多发一些也是不可能的。负责同志常常要估计我们部队在这里有多少日子的休整。土豪是不会自觉地上山来送款的。我们在这里开会，整顿要有一个礼拜，一人一天发一角钱，一个礼拜全军要多少钱呢？毛委员常常会招呼我们，要我准备部队在这里吃几天饭，准备好多粮食。经过我们一算，多少人需要钱，再把真实数字报告毛委员。毛委员是很关心我们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不能光注意敌情，不注意吃的问题啊！我们那时与毛委员并不隔阂，与毛委员碰头一天有几次，我们也可以坐在毛委员的床上开会。那时王佐的路边有一个木板架起来的一间半房子，里面有半间是毛委员的房间。书报都摆在里面。
到了冬天实在没有菜吃了，就吃一点没盐没油的南瓜汤，或是吃笋干干菜。春天到了我们就会去挖些新鲜的野菜吃。我们曾经吃过一顿菜，菜名叫“米粉炒螺丝”。它们这样加工成的：用群众家里的磨子把米磨一下就成了米粉。大家同去抓一些螺丝来，用米粉炒一炒是很鲜美的菜了。春耕前后气温升高了，泥鳅爬到田里，我们夜晚点着了油“松明”，就用铁铗子去夹泥鳅。路边田边有水塘就有小鱼。我们常常把上上游的水堵住，中间这一段水就不流动了。放走一部分水，剩下的水就慢慢地流掉。但是小鱼小虾就溜不掉了，有泥鳅也被我们抓回去，生活也得到了改善。那时我们的菜金每人每天五分钱，有时只发三分钱。但是有时连三分钱都很难维持啊！生活是比较苦的。那时每连的菜金每日需要六元钱。全军就要一相当数目的款子了。
我们怎么解决吃肉的问题？
我们辎重队机关，杀了地主家里一个猪，不能光我们辎重队机关几十个官兵吃饱再说，或者吃不完明天早起再剩着吃。这是搞不得的，便是自由行动了。部队中每个工作单位如果得到了土豪劣绅家里的东西，经过政治机关的许可，可以没收。如果可以吃用掉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得到了猪，由我这个辎重队机关经手杀它就是了。当时没有屠夫的。我们的战士就会自动地自告奋勇地报告“我看过杀猪的”，“我知道一点……”于是大家自己动手来杀，耽误了晚上休息时间，就杀猪了。有的同志身体好一些就没有问题，我们经理机关也可以不要通知，很自然地各连就会想办法。司务长、炊事班长也会练出来。“这个猪我来杀。”“我烧开水。”“我来烫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分配时做到均匀。比如这个猪有多少重？杀了后肉有多少斤？必须供应多少人？每个人可以分得五钱、六钱？一两还是半斤，这个单位100人就给你们100个半两或100个1两。称好一块，给你一块。这就是第一连，这是团部的，这是卫生队的。大家食用吧！我们搞好后，再用一块门板，把分给各连各部门的肉一块一块摆好，然后通知各连队来领取。炊事班、司务长、军需上士都来拿去了，有了肉还不晓得吃吗？连油都解决了。同志们都很有办法，炒着吃就是了。
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马突然跌跤了，不忍心也只得把它打死了，几百斤肉丢掉可惜，就把它分给各连食用吧。是牛是羊更不用说了。鸡鸭更不成问题，粮食是怎样解决的呢？哪个地方有土豪？家里有几百斤米？几十斤油？几个老母鸡？调查清楚后，某个单位住在哪里就在就地解决。但各单位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你吃鸡，我也吃鸡。你吃鸭，我也吃鸭。尽量归你驻在部队最低限度的食用吧，能有多一点的就向上级交一点，这是应该的。那时一百多人的部队，集中在一起工作是很少的。那时湘南部队进攻井冈山时，有过千军万马的情况。
井冈山上的后勤往事
朱德的扁担
为了解决井冈山上的吃粮问题，1928年10月，军队开展了挑粮上山活动，广大指战员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朱德军长也要亲自下山挑粮。他找到范树德说：“你给我准备一根扁担吧。”范树德便到驻地村庄用一个铜元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自用，一根送给朱德，在送给朱德的扁担上，他用毛笔写了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从此，朱德用这根扁担和大家一起往返60里路，去山下的宁冈县柏露村一带挑粮，留下了朱德扁担的故事。
苏维“俺”政府
那时叫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很多人都不懂。江西老表说“我”就是“俺”，这是客家话。毛主席就强调说：我们的政府，人民把它当作自己的政府——埃政府。赣南人民讲我们的政府是“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
油画：挑粮
作品反映的是1928年冬天，毛泽东和朱德与井冈山军民一道挑粮时，在黄洋界荷树下歇息的情景。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在对井冈山进行残酷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储备充足的粮食，1928年秋后，毛泽东、朱德等根据地领导人与井冈山军民一起，往返100多里从宁冈大陇、茅坪等地挑粮上井冈山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挑粮途中，他们经常在黄洋界荷树下歇息，并利用歇息的机会，向战士们宣讲革命道理。油画作者侯一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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